作者简介


张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倪星(通讯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中国政治与政府、廉政与治理、政府组织与人事管理、绩效评估、问责制度。




摘要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反腐败斗争和政务信息技术的运用提出了明确要求,而电子政务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地区清廉水平在实证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验证。本文采用中国282个地级市政府的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确实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的清廉水平,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越高,公众经历的索贿、贪污类腐败事件比例越低,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越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电子政务发展是通过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两种内在机制改善了地区的清廉水平,前者显著减少了地区公职人员的索贿行为,而后者在提升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限制了其在廉政治理中的潜力发挥,未来应采取措施推进电子政务在政务公开和在线服务等方面的纵深化和高质量发展。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如何有效遏制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同时,要求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这些要求为中国廉政治理指明了方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扩散,在传统的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等腐败治理路径之外,利用电子政务等信息技术来控制和预防腐败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认为,电子政务能够通过刚性化的程序控制压缩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提升政府决策和行为的透明度,增强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监督问责效力,是提升国家或地区清廉水平的重要工具。  


然而,从各国运用电子政务反腐败的实践来看,其实际效果参差不齐,其中尽管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也不乏惨痛的失败教训。在大样本的实证研究中,虽然有一些跨国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电子政务确实能够有效提升国家的清廉水平,但近期的研究指出,电子政务对腐败控制的积极效用会受到不同国家制度文化的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充分考虑国家异质性的情况下变得不再显著。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分析结果也对其显著性提出了挑战。此外,由于测量指标的限制,现有大样本实证研究主要是在总体层面上考察电子政务发展对国家或地区清廉水平的影响,而缺乏对其中具体作用机制 的深入分析和检验。总之,电子政务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国家或地区的清廉水平仍然需要更多的经验证据。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电子政务能否显著改善地区的清廉水平?如果能,其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电子政务和反腐败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在“互联网 +”等政策行动的推动下,各级政府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我国的反腐败行动也取得显著成效,地方腐败治理的廉洁拐点已经浮现。这为我们进一步检验电子政务发展对地区清廉水平的影响提供 了很好的分析样本。因此,本文采用中国282个地级市政府的相关调查数据,对地区电子政务发展与清廉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实证考察。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腐败常常被定义为“利用公共职权便利来谋取私利”,其表现形式和成因众多,现有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视角进行了分析。占据主导的理论认为,腐败在本质上可被视为信息和激励的问题,可以用委托-代理模型来解释。在公共权力的多层委托-代理结构和运行过程中,由于激励不兼容、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过高等问题的存在,作为代理人的官员很容易从事腐败活动。基于对腐败发生机制的深入分析,克里特加尔德(Klitgaard)提出了著名的腐败公式:腐败 = 垄断 + 自由裁量权 - 问责,即当代理人被赋予很大的垄断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同时委托人对代理人的问责机制薄弱时,腐败行为将会特别泛滥。因此,有效控制腐败的关键在于重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结构关系,设法降低代理人对权力的垄断和自由裁量权,同时增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问责机制。 


传统治理腐败的路径主要包括行政改革、法律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激励等,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政务也成为重构政府与公民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工具。学者们认为,电子政务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减少政府公职人员的信息垄断和自由裁量权,提升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问责效力,从而减少政府中的腐败行为。在实证研究中,早期的文献主要通过具体案例对电子政务在反腐败中的效用进行分析。诸多学者通过对韩国、印度、美国等国家在政府民事服务、财政管理、土地管理和政府采购等具体领域的电子政务实践项目的考察,展示了电子政务在控制腐败方面的积极作用。


由于案例研究获得的结论在外推效度上存在局限,一些学者转而采用大样本的跨国数据对电子政务的反腐败效果进行实证检验,但并未得到稳健一致的结论。尽管诸多较早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和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国家或地区的清廉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最近的研究结果指出,电子政务在腐败控制方面的积极效用会受到不同国家制度文化的调节,具有不平等权力分配和不确定性规避的民族文化会显著削弱电子政务的反腐败效果。而且,有学者采用更加严谨的异质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发现电子政务与国家清廉水平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电子政务的发展并未能显著改善当地的清廉水平。这说明电子政务在腐败控制方面的积极效用并不稳健,尚需要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此外,现有跨国实证研究中对于电子政务和国家清廉水平的测量主要采用的是联合国和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发布的相关指数。尽管这些指数对于分析国家层面的差异具有较好的权威性和测量效度,但由于它们都是综合性指数,未提供有关电子政务和清廉水平内部更细致的测量数据,基于这些指数的实证分析往往只能在总体上考察电子政务对地区清廉水平的影响,而缺乏对其具体内在作用要素和机制的细致检验。


总之,虽然现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对电子政务在腐败治理中的积极效用进行了广泛讨论,但由于分析样本和测量数据等方面的局限,电子政务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国家或地区的清廉水平这一命题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 


(二)研究假设 

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实现了飞速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电子政务在基础设施、政务信息资源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均有显著的发展。近年来,在中央“互联网 + 政务服务”等政策推动下,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创新,充分利用各类互联网信息技术提升地区电子政务水平,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实践中,各地涌现出了“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一网通办” 等多种创新模式,有效推动了各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这些电子政务创新发展对于推进地区廉政治理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电子政务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政府组织的政务信息公开水平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水平,显著增强了政府内部和社会外部的监督问责效力。其次,电子政务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各地政府的简政放权,清除了一些容易导致腐败行为的寻租节点,减少了行政权力垄断。最后,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在线集成服务,电子政务的系列技术应用能够有效压缩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减少了公众与政府公职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电子政务在约束政府权力和增强公共问责方面的显著优势,我们将其称之为电子政务影响地区清廉水平的控权问责逻辑。 


在控权问责逻辑之外,电子政务对地区清廉水平的影响可能还存在一种服务提升逻辑,即电子政务能够通过提升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供给效率和服务水平,改善公众对政府的清廉形象认知,进而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现有研究表明,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评价存在严厉和宽容的双重倾向,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绩效会显著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评价。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成熟度更高的地区政府可能会获得本地公众更高的清廉感知评价。近年来,我国通过“互联网 + 政务服务”等政策行动积极促进了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构建了面向公众的全流程一体化网上审批服务体系。在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以政府网站为核心的更优化的在线服务和各类新媒体及智能化融合创新应用无疑也能够显著提升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绩效水平,进而可能改善地区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评价。 


基于上述两种作用逻辑,本文认为我国地方政府电子政务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公众的腐败接触水平和提升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越高,公众的腐败接触水平越低。 

假设 2: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越高,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越高。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有关各地区清廉水平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开展的2017年度全国廉情评估调查。该调查于2017 年12月采用电话调查方式对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共计87333位公众进行了访问。该调查以地级行政区作为最低抽样单位,将全国按照地级行政区分成多个子总体,然后在每个地级行政区内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平均每个地级行政区的完成样本数为262个。调查内容包括公众对各级政府的清廉感知评价、腐败容忍度、腐败接触情况和反腐败工作满意度,等等。由于腐败方面的问题比较敏感,采用一般的入户调查方式获得的数据信息可能存在较大的社会期望偏差,因此,采用电话调查方式收集的数据结果更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公众的相关评价。 


各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和国脉互联政府网站评测研究中心(下简称社科院和国脉)联合开展的2017年度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该评估是国内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方面最具权威性和专业性的第三方评估之一,其评估对象涵盖了中央各部委、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各地级市(自治州)和县市区,相关评估指标、过程和数据结果均透明公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本文使用的数据为其对地级行政区政府网站的评估结果。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政府网站和各省检察院发布的年度工作报告。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各地区的清廉水平。对于一个地区清廉水平的测量,学术界目前主要有客观和主观两种测量方法。客观测量法主要采用腐败惩处案件数据作为地区清廉水平的衡量指标,主观测量法则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专家、公众等群体对所在地区政府的清廉感知评价和腐败接触情况等方面的信息来估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清廉水平。不过,由于腐败惩处案件数量更多反映的是官方惩处腐败的力度,因而将其作为地区腐败水平的测量受到诸多质疑。采用主观测量方法获得的结果尽管也不能等同于地区真实的清廉水平,但作为反映社会公众政治态度和行为情况的重要民意指标,其结果对于执政者而言更加重要。因此,本文采用公众对所在地级市政府的清廉感知评价和日常生活中的腐败接触情况作为地区清廉水平的测量指标。


在问卷调查中,清廉感知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对所在地区党政机关的腐败程度评价获得。腐败接触情况则通过询问受访者在当年是否有经历过“为了办事方便向公职人员请客送礼”、“办事时公职人员索要好处”、“公职人员贪污公款公物”的情况获得。在个体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户籍类型和民族四个变量进行了地级市层面的加权汇总计算,形成了各地区的清廉感知指数、行贿指数、索贿指数和贪污指数。四项指数分值均为百分制,清廉感知指数分值越高表示地区清廉水平越高,行贿指数、索贿指数和贪污指数由于测量的是各类腐败行为的发生比例,因此指数分值越大表示地区居民接触各类腐败行为的概率越高。  


2. 自变量 

电子政务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司将其定义为“电子政务是指通过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从而简化整合工作流程和环节,有效管理数据和信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同时拓宽公众参与及授权于民的沟通渠道。”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电子政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其在广义上可以包括政府组织应用的所有信息技术。因此,要系统准确测量地区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跨国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一般采用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司发布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作为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在对单一国家内部各地区的电子政务发展评估研究中,则一般采用地区政府网站的发展水平作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具体测量指标。事实上,聚焦政府网站的绩效也是国内外开展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的主流模式之一。除前文提到的社科院和国脉的评估外,国内其他单位关于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估也都主要聚焦在政府网站方面,如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清华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等开展的地方政府网站建设绩效评估。因此,在目前尚无对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更加系统的测评数据情况下,本文亦将各地级市政府网站建设的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各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操作化测量指标。


在社科院和国脉开展的2017年度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中,各地区的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评价由“政务公开”、“在线服务”、“互动回应”和“创新发展”四项二级指标和一个附加项(扣分项)构成。其中,“政务公开”指标包括政府权力清单、财政资金、公共资源配置等三级指标,主要考察政府在各方面的政务信息公开情况。“在线服务”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平台化建设、服务事项和功能设置等三级指标,主要考察政府的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成熟度情况。“互动回应”包括政策解读、热点回应、调查征集和信箱渠道等三级指标,主要考察地方政府在政策发布与解释、重大决策民意调查和在线咨询投诉等方面的情况。“创新发展”包括智能服务、社会化融合、国际化程度等三级指标,主要考察各类终端访问和智能化应用服务体验等方面的内容。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由四项指标加权计算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30%、35%、20%、15%。附加项(10分)为扣分项,主要是针对受到国务院办公厅相关通报批评或存在安全性问题等情况的扣分处理。这些评估内容广泛涵盖了电子政务的核心内容,对于衡量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效度。为深入检验电子政务影响地区清廉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本文将各地级市政府电子政务发展综合指数得分和四项二级指标均纳入到分析模型中。


3. 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表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和反腐败满意度与其政府清廉感知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地方政府的反腐败力度与公众的腐败接触经历之间 也具有显著关系。因此,我们将各地区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反腐败满意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相应的模型中。这两项指标通过由个体调查数据加权汇总形成的地区公众腐败容忍指数和反腐败满意指数进行测量。同时,我们将各地级市所在省(自治区)检察院查处的腐败案件数纳入到模型中,以控制地区反腐败力度的影响。此外,将人均 GDP、年度公共预算支出、地区互联网宽带用户数、城市行政级别和所属区域等可能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纳入到模型中进行控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部分地级行政区在因变量和自变量 方面的数据存在缺失,本文纳入最终分析的样本仅为282个地级市。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电子政务发展与地区清廉水平 

表2报告了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等变量对地区清廉水平测量指标的回归分析结果。由于地级市层面的行贿指数、索贿指数、贪污指数和清廉感知指数均为连续变量,因此,我们均采用OLS(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行估计。表2的结果显示,各个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均是有效的(F检验结果均高度显著),且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均小于10)。为克服潜在的异方差问题,各变量的系数均采用稳健性标准误进行估计。



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我们首先考察了电子政务发展与地区公众腐败接触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与索贿指数和贪污指数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但与行贿指数之间的负向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能够有效削减地区公职人员进行索贿和贪污的比例,显著降低公众的腐败接触水平,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与行贿指数之间的负向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主要与行贿行为属于公众的主动行动相关。电子政务的发展虽然能够在客观上对政府官员的权力形成有效控制约束,但对于行贿者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采取的主动行为约束比较有限。模型4考察的是电子政务对地区公众清廉感知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与清廉感知指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地区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越高,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越高,假设2得到验证。因此,综合来看,电子政务的发展确实能够有效改善地区的清廉水平,它不仅可以显著减少地区公职人员索贿和贪污类事件的发生,而且会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该结果对于利用电子政务来推进国家或地区廉政治理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与之前的研究发现并不完全一致。首先,虽然现有文献基于个体和省级层面的数据发现公众的行贿和索贿经历与其清廉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本文的结果显示这种关系在地级市层面并不显著,但贪污指数与清廉感知指数之间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说明腐败接触指数与清廉感知指数之间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存在不同的效应。其次,尽管基于跨国和美国州级数据的实证分析指出,互联网的发展与地区清廉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但本文的结果发现,地区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与地区公众腐败接触水平和清廉感知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这说明互联网发展和地区清廉水平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检验。其他变量的分析结果与现有相关研究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二)电子政务影响地区清廉水平的作用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电子政务影响地区清廉感知水平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具体考察了“政务公开”、“在线服务”、“互动回应”和“创新发展”四项二级指标与地区公众腐败接触和清廉感知指数之间的关系。这四项二级指标与我们前面提出的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逻辑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由于政务公开和互动回应主要测量的是电子政务在提升政府透明度、促进公共问责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其作为控权问责逻辑的具体作用因素。在线服务涉及的内容比较丰富。首先,它能通过纵向的系统集成和横向的协作共享减少政府组织内部不同层级委托-代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力垄断问题。其次,在标准化的在线集成服务提供过程中,它能有效压缩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公职人员与公众的直接接触机会。最后,它能够通过重塑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和服务水平改善公众对政府的清廉印象感知。因此,理论上,在线服务兼具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的双重功能。创新发展考察的主要是政府在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和智能化技术改善电子政务应用体验方面的情况,故将其作为服务提升逻辑的具体作用因素。 


如图2所示,采用OLS(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我们对电子政务各项二级指标与地区公众腐败接触和清廉感知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本文提出的控权问责和服务提升两种内在逻辑得到了部分验证,但各项二级指标与地区清廉水平之间的具体关系比较复杂。 

首先,政务公开与索贿指数之间具有稳健的显著负向关系。这说明政务信息公开确实能够对政府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控制约束,显著降低地区公职人员的索贿情况发生比例。政务公开与行贿指数、贪污指数之间呈负向关系,政务公开与清廉感知指数之间呈正向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的质量和深度还不够所导致的结果。社科院和国脉的评估结果显示,地级市一级政府的电子政务信息公开水平仍然较低,在财政资金和重大项目建设等关键性领域的信息公开质量和深度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测评中心的评估结果也显示,仍有近一半地市级政府网站对重大建设项目、减税降费、扶贫救助以及环境保护信息等 中央要求公开的重点领域信息,未能做到及时、全面公开。这些客观现状无疑限制了政务信息公开在提升地区清廉水平方面的潜力发挥。此外,政务公开与行贿指数、贪污指数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能也与这两种腐败行为的自身属性有关。行贿是行贿者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采取的主动行为,贪污是政府官员采取的直接侵占公共资产行为,更具隐蔽性,低水 平的政务信息公开并不能很好地遏制这些行为。当然,其中的具体原因仍有待未来的研究深入验证。 


其次,互动回应作为另一项反映电子政务控权问责逻辑的作用因素,在单项指标的回归分析中与索贿指数和贪污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见图2-1),但在控制了其他指标的潜在影响之后,其结果不再显著(见图2-2)。互动回应与清廉感知指数之间的正向关系在统计上也并不显著。这说明互动回应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职人员的索贿和贪污等腐败事件发生,但效果并不稳健。



再次,在线服务与清廉感知指数之间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关系,地区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水平越高,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也越高。不过,在线服务与行贿和索贿指数之间虽然呈负向关系,但其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尽管在单项指标回归结果中,在线服务与贪污指数之间的负向关系在0.1的水平上显著,但在控制了其他指标的潜在影响之后,其结果也不再显著。因此,综合来看,在线服务对地区清廉水平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一种服务提升的作用逻辑,而在控权问责方面的效果似乎比较有限。这可能与目前的在线服务质量不高有关。相关评估结果显示,在地级市政府网站中约65%的网站存在办事指南不规范的情况,近半数网站对于流程复杂事项表述不清晰,未提供办理流程或办理流程特别简单(如流程仅提供“受理-审核-批准-办结”等环节名称),实用性不强。这说明目前的在线服务在内部权力约束和问责方面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无疑会限制其反腐败效力的发挥。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观测到在线服务与清廉感知水平之间呈稳健的显著正相关,这间接说明在线服务带来的服务提升改善公众的清廉感知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创新发展作为政府改善电子政务服务体验的重要支撑工具,虽然在单项指标回归中与清廉感知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在控制了其他指标的影响之后,其结果也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创新发展对于提升地区清廉感知水平的效用也比较有限。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电子政务影响地区清廉水平的核心作用因素主要是政务信息公开和在线服务,它们分别集中体现了电子政务影响地区清廉水平的控权问责逻辑和服务提升逻辑。 




五、结论与讨论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政府治理变革创新带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电子政务等信息技术来推进廉政治理在学术界和实务界也都受到广泛关注。利用中国282个地级市的廉情评估和电子政务发展数据,本文考察了地区电子政务发展与清廉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电子政务的发展确实能够显著改善地区的清廉水平,它不仅可以显著减少政府公职人员的索贿和贪污行为,而且会显著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政务信息公开和在线服务是电子政务影响地区清廉水平的两项核心作用因素,二者集中体现了电子政务在廉政治理中的控权问责逻辑和服务提升逻辑。 


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电子政务在反腐败方面的积极效用,同时加深了对电子政务如何影响地区清廉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验证了利用电子政务等信息技术来推进国家和地区廉政治理的合理性。然而,应该注意到,目前我国地方电子政务发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限制了上述积极效用的发挥。因此,未来应进一步采取多种政策措施,不断优化提升地方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打造更加透明、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一是继续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通过以上率下、以评促建等方式,推动各级政府融合应用多样化的最新信息技术手段,全面拓展电子政务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打造以政府网站为核心的多终端聚合性阳光政务信息平台。二是继续大力推动跨地区、跨部门和跨层级的政务信息共享和数据开放,以共享开放建设全面打通政府内部的数据流,减少信息垄断和数据孤岛。三是大力扩展网上政务服务的覆盖面, 简化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创新在线服务模式,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改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水平。 


当然,本文存在的一些不足也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补充和改善。由于采用的是截面数据,分析结果的因果推论尚需更加严谨。由于数据限制,模型中未能控制所有的重要变量,结果的稳健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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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3期

本期编辑:美晴